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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河南企业“走出去”步子更稳成色更足

发布时间 : 2021-12-02 03:03

  2020年河南企业“走出去”步子更稳成色更足

  (从省发改委获悉)

  2020年,我省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冲击,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,推动产能、装备、技术“走出去”,有效推进了企业转型升级,提升了企业国际市场参与度,增强了企业国际竞争力,为我省积极融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、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。

  初步统计,2020全年,全省企业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9261.1万美元,同比下降15.5%。投资总量居全国第9位,中部省份首位。共实施“走出去”项目39个,其中超千万美元以上项目10个。从省内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存量规模来看,2020年我省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比上年末增长14.9%,显示出我省企业“走出去”融入国际市场、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。

  2020年,全省境外投资规模同比下降主要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疫情影响,但“走出去”项目的质量和层次超过以往。随着我省产业持续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,境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,逐步向高端装备、先进技术和产业链、价值链高端延伸。主要特点:一是先进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境外并购快速增长。省内企业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,在半导体设备、隧道装备、医疗设备、工程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开展了10项境外股权并购,合同金额占全省境外投资近三成。大森隧道并购德国GTA机械,一举进入欧洲高端工程装备市场;光力科技并购英国莱得博主轴,取得在半导体封测装备领域领跑优势;中原豫资并购法国Robocath机器人,获取了在动脉介入手术的世界领先技术。安图生物并购芬兰Mobidiag公司65%股权,并到美国设立生物科技研发实体工厂,获得在分子诊断领域全球竞争优势。二是供应链融资、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异军突起。2020年,瑞茂通、开祥实业等一批企业以并购和新设等方式,在境外共实施了3项海外供应链金融业务,在煤炭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形成全供应链服务项下的境外集采平台。金融行业境外投资并购迈上新台阶,商业保理、融资租赁等境外投资业务有序开展。三是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型“走出去”企业持续涌现。我省一批特色突出、在细分市场具有领先优势的中小企业,利用利用欧美国家的科技优势,在当地开展科技研发、人才合作,开启了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;抢抓东南亚国家的新兴市场消费潜力,在当地开辟产品渠道和市场推广业务。全年共有盛特威公司柬埔寨农林种养殖、鑫创科技爱尔兰技术研发等14个特色中小型企业新开展了海外投资合作,反映了中小型企业“走出去”拓展海外市场的良好态势。四是返程投资加速产业升级。省内企业通过境外获取技术和经营收益资金,再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返回到省内,促进了企业技术升级,弥补了国内资金不足。新开源公司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世界领先的生物分析诊断技术,在上海松江高端医疗产业园和焦作高新区建设高端临床产品基地(2020年9月份经实地调研)。光力科技并购先进半导体切割设备制造技术,促成以色列ADT入驻航空港区(2020年9月份经实地调研)。五是境外投资带动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出口。我省“走出去”企业不仅促进了科技创新成果向东道国转移,也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基础设施、居民住房条件。截至2020年底,我省“走出去”企业30强共吸纳当地从业人员2.18万人,间接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万个,带动省内设备材料出口近1.2亿美元。

  展望2021年,我省企业将坚定不移融入经济全球化,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,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。一是更加积极主动推进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动“走出去”,对接全球先进技术和资源,补齐关键环节短板,融入全球化经营。二是持续深化境外能源资源互利合作,建设一批境外能源资源合作基地。三是进一步将境外投资与东道国发展实际紧密结合,恪守社会责任,树立我省企业良好形象。四是坚持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,维护企业海外合法权益。

  (完)

  可选内容:省发展改革委积极应对疫情不利影响,加强政策引导和规范,统筹推进空中、陆上、网上和海上丝绸之路“四路协同”,完善“走出去”平台通道,提高“走出去”公共服务水平,为企业“走出去”铺路护航,提供坚实支撑。

  背景:2021年我省企业“走出去”面临形势分析

  当前,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,企业“走出去”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。但同时,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,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,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。中国新推出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,向世界宣示持续扩大开放的决心,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,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,为“走出去”提供了坚实支撑。

  一是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加速重构,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。当前,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,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,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上升。不少国家和跨国企业出于分散风险、强化供应链安全等考虑,不断加快产业链回流,寻求供应链多元化,将进一步使产业链变短变平,全球性资本支出将持续受到较大阻碍。二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影响,企业“走出去”的经营合规风险上升。一方面,全球跨境投资监管进一步趋严,部分国家收紧行业监管规则,限制和阻止外国投资,对“走出去”企业带来合规风险。初步统计,2017-2019年,海外28个国家共出台了49项涉及外商投资限制类监管措施,对全球跨境投资形成持续打压。另一方面,部分国家将我国实体企业列入出口管制“实体清单”进行制裁,其长臂管辖的范围不断扩大,对“走出去”企业境外经营造成严重冲击。三是新型贸易保护和限制跨国投资措施层出不穷。主要发达经济体将贸易保护延伸至知识产权、气候变化、社会责任等领域,随意扩大贸易保护范围,企业“走出去”经营面临由过去单纯的法律法规风险逐步转变为掺杂经济、外交、国家安全等因素的综合性规范风险,极大损害国际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。随着我省企业对欧美的前沿技术和高端服务领域并购逐年增多,将不可避免受到更多非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。

  与此同时,世界经济彼此依存、利益交融前所未有,以诚相待、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。一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。11月15日,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,对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了新的动力,为亚太地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化与重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。越南和欧盟、墨西哥和欧盟、英国和新加坡、英国和日本等均在年内新签了自贸协议。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我国开展产能合作意愿强烈。我国在基建、能源供给、工业化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,形成了大量优势产能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多数处在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当中,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升级等重大任务,对来自中国的产能和投资有巨大需求,双方可

  形成有效对接。截至目前,我国已与138个国家、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。2015年,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,成员国发展到目前的103个,对促进亚洲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推动国内企业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将起到极大助推作用。三是我省企业技术改造、产业升级持续推进,在装备、农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技术、人才和资金积累,具备了“走出去”的自身实力和基础条件。一大批企业迫切希望抓住当前全球范围国际并购的有利环境,